东方肝胆外科医院

肝胆相照:吴孟超人生道路的四次选择

2012-06-27 16:05:00

20世纪90年代初,因编辑《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》,笔者有缘拜访了吴孟超院士,以后为采写《上海画报》专稿,也曾多次采访吴老。这次为《中华读书报》“人物”专栏,又特意去拜访吴老。原约定下午1点在吴老办公室见面,直等到3点,吴老才从开刀房(他习惯称手术室为“开刀房”)出来。今天,他又做了三台手术。一位86岁的耄耋老人、国际肝胆外科泰斗级的大家,如此痴迷于手术,已不能光用“敬业”来理解了。治病救人已成了吴孟超的天职,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,诚如希波克拉底的医德《誓词》所云:“我愿尽我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,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……”

从事肝胆外科60多年的著名医学教育家吴孟超教授,每忆及童年,总会沉重地说:“常听人说,童年是幸福的,而我的童年是极其辛酸的……”

1922831,吴孟超生于福建闽清白樟乡一户贫苦农家。为了养家糊口,父亲跟乡里人去了南洋,以打工挣钱来养家,然而家里还是经常揭不开锅。“我来到这个世界后,就一直缺衣少食,营养不良,直至3岁方能走路。童年时实在饿得慌,就往外婆家跑,舅舅心疼瘦得皮包骨头的外甥,常去稻田里捉几只青蛙给我补养,这种美味至今记忆犹新。”这兴许是吴孟超童年最温馨的时光,也难怪他母亲以后常对他说:“没有舅舅,你熬不过来哟!”

迫于生计,吴孟超5岁就随母亲飘洋过海,到了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诗巫,寻找在这里做苦工的父亲。一家人身居异国,举目无亲,生活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。6岁时,吴孟超迫于生计已在橡胶作坊干活了,吃的是本该喂猪的香蕉蕊子。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,拿盏油灯,光着脚,随父亲去割胶。如今,吴孟超却风趣地说:“现在想来,这也算是我早期的操刀训练吧!”

吴孟超的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,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学。作为长子的吴孟超成了家里的希望所在,给予重点关照。在当地进步华侨办的光华中学,吴孟超的学习是同龄人中少有的刻苦和用功,因为生活的艰辛,使他早早懂事并铸就了坚强的毅力,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。

 “那一年,光华中学从国内来了一位新校长,经常给我们讲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;当时还有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、支援延安抗战活动……”

这些温馨的回忆当年已在少年吴孟超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,萌发了“要从屈辱和伤痛中挺起来”的念头。于是,初中毕业后,吴孟超并没有遵循父母为他做的“去学做生意或者去英国念书”的安排,与6位同学相约,回国抗日,报效祖国。看来,由孙中山先生题名的“光华学校”的校训——求知求义最重实践,做事做人全凭真诚,也已在吴孟超心里萌芽了。

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选择。

194013,在侨务委员会的安排下,吴孟超和他的同学们从沙捞越出发,途径新加坡、越南(当时称安南),前往祖国大陆云南。

 “记得在西贡登陆时,验关的法国殖民统治者要我在入关护照上摁手印,由于我看到欧美旅客都是签字过关的,就抗争:‘为什么不让我签名?我会英文,我会中文,我会写自己的名字!’‘黄种人签什么字?你们全是东亚病夫!’”

少年吴孟超看见的是殖民者的狞笑,忍受的是弱者的屈辱,摁下了手印,也埋下了为中华民族争气的种子。

祖国,在吴孟超心中是神圣的。可踏上国土,却满目疮痍,山河破碎,正义的人们惨遭杀戮。多方设法去延安不成,吴孟超只能走“科学救国”、“教育救国”之路。他安下心来就地求学,同时报考了云南大学附中和同济大学附中,结果被两校都录取了,他选择了同济附中。

学校位于昆明郊区,上课是在一所破庙里,但吴孟超依然学得有滋有味。第二年,太平洋战争爆发,吴孟超与马来西亚父母的联系中断了,经济来源没有了,吴孟超不得不通过变卖衣服、沿街卖报、誊抄资料和当家庭教师等来维持生计和学业。生活的磨难,令吴孟超的学习更发愤。1943年高中毕业后,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。

那年头,物价飞涨,民不聊生,作为穷大学生,吴孟超的生活实在太艰难了。1946年,国民党当局发路费,动员华侨青年返回侨居国,吴孟超没有心动。1948年大学毕业前夕,上海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,面对大批华侨青年飞回南洋,吴孟超已学业有成,远在马来西亚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长子回到身边。但是,吴孟超毅然选择留在祖国,迎接新中国的曙光。因为吴孟超自回国第一天起,就下了决心:儿回来,就要为祖国妈妈擦干泪痕,抚平创伤的。

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二次选择。

大学毕业时,吴孟超万万没料到让他留校干小儿科,因为他儿科考试成绩太优秀,得了95分。但是,干小儿科与吴孟超的性格显然不合。当吴孟超向校领导提出转外科的请求时,却引来了这样的忠告:“你才162的小个子,能干外科吗?”人矮了,就怕说矮,这话深深刺痛了一颗倔强的心。吴孟超人矮,志可高着呢!

兴许是苍天有眼,一个很好的机遇让有准备的吴孟超捉到了:当时华东人民医院(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前身)招聘医生,凭着对人民军队的挚爱,也凭着对外科事业的执著,吴孟超毅然前去应聘。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不解地问:“你外科才考65分,为什么偏要搞外科?”

“我对外科最热爱,我的个性也适合做个外科医生,可学校留我干小儿科,我不愿干,就到这儿来了!”

面对吴孟超的憨厚、坦诚与执著,郑宝琦为发现一棵好苗子而兴奋,毅然录用了年轻医生——吴孟超。郑宝琦的慧眼也许令日后我国小儿科医学少了一位名医,却为人类物色了一位肝胆外科的开拓者,一位与人民肝胆相照的医学教育大家。从此,吴孟超在郑宝琦教授身边投入地工作。古人有“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”的断言,吴孟超也许的确有当外科医生的天赋,日后他的老师、被称为“中国近代外科之父”的裘法祖院士说:“我的这个学生就是勤奋。”

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三次选择。

同济医学院由上海内迁武汉,吴孟超最敬仰的老师——裘法祖教授因故滞留上海。1956年,裘老师应聘到长海医院任兼职教授,这一消息令吴孟超激动得几宿没睡。好学的吴孟超从事临床工作不久,多么渴望第一流的名家指点呀!

“有缘直接看裘老师做手术,聆听他亲切的教诲,真是我的福气!”说起从师裘法祖的经历,吴孟超至今仍喜形于色。“我抓住一切机会向裘老师求教,跟他一起手术,观察他的手术技巧,欣赏他的操刀艺术。有一次裘老师在病房住了两个月,我也卷着铺盖在病房一呆60天。”其实,吴孟超如海绵般吸收的不仅是裘老师的手术之道,还有裘老师最精华的部分——医生的为人之道。裘老师品德高尚,知识面很广,话虽不多,却句句说在点子上。他说,做一名好医生要“会做,会讲,会写”,吴孟超心领神会,不仅自己身体力行,沿着这三句话去发展,还将其作为自己培养学生的指导目标,去开刀做实验,讲课带学生,写书写论文。

“裘老师常说:治疗病人犹如将他们‘一个一个背过河’;对待功、名、利禄要‘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、三餐温饱、四大皆空’……这些富含人生哲理的话语,同先辈们说的‘医乃生死所系,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’有异曲同工之妙呵!”

正是这些为人之道与为医之术的人文熏陶,使吴孟超获益匪浅。50多年从医生涯中,他一贯待老师敬若父母,待病人不分贵贱,待战友心地坦诚,待学生甘为人梯。

在名师的点拨下,吴孟超不仅学术上突飞猛进,人文底蕴也日益丰厚。

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,学科日益细分,学术日趋专精,下一步该怎样发展?带着思考与疑问,吴孟超请教了裘老师。“普外是个古老的专业,胸外科已从这里分出去了,现在肝脏外科很薄弱,不妨朝这个方向去发展。”恩师一点,心有灵犀。吴孟超完全领会了裘老师的意图,要在学术上面临一次重大的抉择。

肝胆外科是医学发展的方向;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区,肝胆外科有很大的社会需求;而50年代初外国权威曾预言: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肝脏外科,起码要等二三十年……这一切都让年轻军医吴孟超思绪澎湃。于是,他挥笔写下了“卧薪尝胆、勇闯禁区”的誓言,带领胡宏楷、张晓华两位医生,于1958年组成了肝脏外科“三人攻关小组”,全副武装地披挂上阵,去揭开中国人向肝脏外科进军的序幕。

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四次选择。(方鸿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