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方肝胆外科医院

医魂——献给人民医学家吴孟超-《人民日报》报道吴孟超院士先进事迹

2011-04-26 10:17:00

医魂——献给人民医学家吴孟超

    人民日报记者袁建达、苏银成 新华社记者胥金章、白瑞雪

    “啪”,护士递来的手术刀,与他的手掌轻轻相击。

    6号手术室。又一次,老人伸向血肉深处,静静摸索。

    剥离、阻断、切除,他双手取出肿瘤,缓缓托起。这一刻,这个重达5斤的肝癌肿瘤,不过是一枚枯萎的毒果,而曾经被它肆意吞噬的肌体,已然跨过重生之门。

    这是一双白皙、修长的手,不颤不曲,灵巧有力。唯有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,那是常年握止血钳的结果。

    这双手曾在马来西亚割过橡胶,曾在抗战烽火中为建筑大师梁思成描过图,曾被人称为天生的艺术之手。但,它们最终选择在一个与生命最近的地方劳作。

    这双手在肝脏的方寸之地破译生命密码,把1万多名病人拉出了人生的绝境。许多患者千里迢迢赶来,仿佛握一握它们,就看到了生之亮光。

    这双手属于吴孟超,一个从医68年的医生,一个有着55年军龄和党龄的军人、共产党员。

    中国科学院院士,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,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,中央军委授予的“模范医学专家”……吴孟超有众多头衔,但病人都叫他“老神仙”,学生们称他“老爷子”。

    吴孟超今年89岁,身高162厘米,背有些微驼。他至今仍保持着年平均200台的手术量——这或许是世界上做手术时间最长的纪录了。

    他忘记了时间,时间也忘记了他。

  他和时间一起,诠释着那守护生命高地的两个大字:医魂。

 

    柳叶刀尖

    “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,就倒在手术室里,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。”

    快,准,狠。

    ——在吴孟超的手上,诞生了享誉中外的“吴氏刀法”。

    没有申请专利,但得了真传的弟子外出做手术时常常让同行惊叹:“你是吴孟超的学生吧?”

    2011年1月17日上午,62岁的费新根躺在了吴孟超的手术台上。

    3个月前,在某家医院里,这位严重的肝硬化和肝癌患者白白地“挨”了一刀——肚子打开,才发现肿瘤长在最复杂、最危险的中肝叶,而且包在主血管上,医生不敢切。要家属签字做肝移植——40万元,这个普通家庭哪里拿得出来?只好又给缝上了。

    面对辗转找来的病人,吴孟超3次B超查看,召集专家会诊,最后决定:根本不需要肝移植,肿瘤能切除,而且由我来亲自切。

   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吴孟超时而定睛挥钳,时而探向看不到的地方,摸准了,又是一刀,嘴里还不住嘟囔:“没好好检查就把人家肚子切开……怎么会有这样不负责的医生啊……”

    仅仅两个小时,肿瘤成功摘除。患者几周后康复出院时结账,2万元。

    并不是所有的手术都波澜不惊。

1986年的一次手术中,病人巨大的血管瘤突然破裂,出血不止。助手们想用丝线结扎,但就算用最粗的线,也扎不住瘤子如冻豆腐一般薄脆的壁。

    这是此前从未遇到过的险情,病人命悬一线。吴孟超一把取过盐水纱锭,剪下一缕宽布条,扎住了破裂的血管。

    在助手严以群的记忆里,这样止血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唯大师才有这般果敢!

    手术台上的一幕幕,吴孟超的学生们津津道来。

    别人先处理枝蔓,他一上来直奔主题;别人边做边想,他几无停顿;别人两个小时完成的手术,他能缩短为一个钟头。

    “手术时间越短,病人的身体恢复越快!”有一年去法国观摩手术,法国医生不紧不慢,吴孟超倒是急出了一身的汗。

    他的雷厉风行,像机器设定般熟练精准,又如高山流水作画作诗般一挥而就。

    即使是最富想象力的作家,也难以描绘出肝脏结构的复杂程度。

    进出肝脏的4支管道,是肝部血管的主干。主干分出更多密密麻麻的小血管,如同一棵大树,枝叶繁茂而难以尽数。

    作为内脏中最大的器官,肝脏强大而又脆弱。主干和主要连接是不能碰的,哪一处捅坏了,病人都可能活不了;肝静脉壁更是比纸还薄,钳子一触就破。

肝外科医生们的手术刀,就是在这纵横交错、险象环生的血管间游走,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,斩关夺隘!

    “开刀就像编篮子,有的人没编几个就很圆,有的人编了一辈子都是扁的。”吴孟超开玩笑说,外科医生是有天赋的。

    “其实大家都知道,吴老手术厉害,是因为肝脏在他眼里早就是立体、透明的了。”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刘振全说。

    他清楚每条血管的走向,如同将军了解战场上的每一道河流山川。

    上个世纪50年代末,肝脏的内部结构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。在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里,吴孟超和同事们反复试验。

    怎么做出真正的肝脏血管模型?

    1959年春天,容国团在世乒赛上为中国夺得首个世界冠军的消息,点燃了吴孟超的灵感。他把乒乓球剪碎了泡入丙酮溶液,再把溶化后的胶状物注入肝脏血管。

    定型成功!肝脏血管构架像珊瑚一样呈现在面前。这些美丽的珊瑚,开启了吴孟超向肝胆外科进军的历程,也是中国一代代肝胆外科人的启蒙教材。

    半个多世纪以来,吴孟超创立的“五叶四段”解剖学理论,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;创立的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,提高了世界肝脏切除术的安全性;他完成了第一台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,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……

    当人们把“中国肝脏外科之父”的美誉送给吴孟超时,他同样对这项事业报以深深的感激。“能用学到的技术为人民解决痛苦,是一件很幸运的事,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追求。”

    “您已经功成名就,别再做手术了。万一碰上失败,毁了一世名声咋办?”有人劝告耄耋之年的吴孟超。“老爷子”很火:“我的名声和病人的命放在一起,你说哪个更要紧?”

    吴孟超至今坚持每周做6-8台手术。哪个星期手术排得少了,他就不高兴。结束得早,他会趴在别的手术室窗户上往里张望,看到不满意的事,还得“骂”两句才走。与那些可以算作自己“孙辈”学生的助手们一起工作,吴孟超觉得自己年轻了,而每挽救一个肝癌病人所带来的愉快,更是无法衡量。

    有年春节,护士长程月娥看到吴孟超走出手术室的洗澡间,很是奇怪:“这几天没有手术,您上这儿干吗呀?”

    吴孟超捋捋湿漉漉的头发:“没事,来转转。”

    程月娥大笑。“老爷子”这是在家里憋慌了,来手术室过把瘾呢!

    上个世纪80年代,吴孟超曾担任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。

    “最不喜欢别人拿着一堆东西找我签字!”吴孟超的性格直爽而简单。常常是会开到一半,他站起来就往外走:“我开刀去了。”碰到不开心的事,他也总说:“开完刀就好了……”

    “我是个外科医生。如果有一天我要倒下,就倒在手术室里,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。”吴孟超离不开手术台,就像战士难舍钢枪,农民恋着自己的庄稼田。

  这份爱如此浓烈,尽管步履已不如年轻时轻捷,岁月竟没有在他的双手上留下痕迹。同事们说,跟几十年前相比,吴老的手一点儿不抖,精气神丝毫不退,技术还更加炉火纯青!

    “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。要是不能保证完成手术的话,绝不会上手术台!”吴孟超对自己的能力了然于胸。

    不熟悉的人,多少有些疑惑。

    日本的同行来过,端着摄像机把吴孟超的手术从头拍到尾,也没能弄清楚他那双手是怎样成就了“第三只眼睛”;

    美国的教授来过,手术连看3天,最后还是不相信:“他真的有80多岁了?”

    他是天生的外科医生,他是柳叶刀尖的舞者,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铁汉,他是让时光驻足的强人。

    2005年以来,吴孟超每年都参加“健康军营行”活动。下连队,上哨所,白发的将军为年轻的战士们查体看病,成为多少边防军人最温暖的记忆。

   98抗洪,他坚决要求到前线。10年后的汶川救灾,他又提出和学校医疗队一起奔赴灾区,背包都打好了,最后还是被留在后方救治转运而来的伤员……

    2004年,陈汉教授去世。4年后,裘法祖院士去世。

    一个是他的同事与好友,一个是他的恩师与至交。

  比他更年轻和比他更老的老头走了。似不经意间,吴孟超向跟随自己20多年的程月娥说了一句:“我的有生之年恐怕不多了。如果哪天我真的倒在手术台上,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,给我擦擦,不要让人看见我满头的汗。”

    闻者泪湿襟衫,吴孟超的目光却依旧清澈如水。   

 

 医者仁心

    “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,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义务。”

    最终找到东方肝胆医院和吴孟超的,大多是无路可走的重症病人。

    2004年,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求学的湖北女孩甜甜生命垂危——她的中肝叶上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,稍有不慎,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。

    多家医院拒绝收治。尽管早在1963年,吴孟超就成功实施了中国和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,直到21世纪,仍少有医生敢涉足这一“禁区中的禁区”。

    好心人说,上海有个吴孟超,你们找他试试吧。这个20岁出头的花季姑娘,就这样站在了吴孟超面前。

  要进手术室了,父母抓住甜甜的手不肯放,甜甜也告诉自己,这恐怕是今生最后一面了!吴孟超立即弯下腰轻声说:“不要紧张,你醒来的时候,我们都在你身边……”

    两天后从昏迷中苏醒,甜甜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吴孟超,听到的第一句话是“你没事了”。

    生命还在!

    甜甜这时才知道,手术做了整整10个小时,吴老创造的肝门阻断,前所未有地在一个手术中实施了4次,才将那个重达9斤、足足有排球那么大的瘤子切下来。

    5年后,甜甜把自己的婚礼选在了从吴孟超刀下获得新生的那个日子——9月24日。

    国外的文献中,直径4厘米的血管瘤就被定义为“巨大”。然而,吴孟超面对的,几乎都是“超级巨大”的肿瘤。

    1975年,安徽农民陆本海挺着像临产孕妇一样的大肚子前来求治。12个小时手术,吴孟超和同事们大汗淋漓地切下一个18公斤的瘤子。

    直到今天,这仍是世界上切除的最大的肝部血管瘤;直到今天,陆本海仍健康地活着。

    翻开吴孟超的履历,他在无数个本可以拒绝的病例中创造出了一连串的“之最”。无论是在几十年前还是今天,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,这些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都是难以复制的奇迹。

    “做手术不是做病理解剖,而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。”许多外科手术教程都是这样开头的。“治疗病人,犹如将他们一个一个渡过河。”老师裘法祖的这句话,更是让吴孟超记了一辈子。

    一个冬夜,吴孟超忙完一天回到家,已是晚上11点多。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李捷玮,第一次从吴孟超口中听到了一声叹息:“我累得腿都抬不起来了……”

 李捷玮扶着他上了楼,吴家门口却守着好几个病人。一问,都是来请吴孟超看片子的,等了半天了。

    “这么晚了,你们怎么还在这里?吴老也要休息啊!”李捷玮有些生气。

    吴孟超也说:“你们能不能明天再来……”话说了一半,又改口:“进屋坐吧。”

    一到吴孟超出门诊,门诊部主任满晓波就揪心。好不容易见到大夫,病人总是反反复复地倾诉,生怕医生没听明白自己的病情,但吴老一个上午要看10个病人,其中大多数还要亲自做B超呐。

    满晓波心疼,偶尔会忍不住打断病人。这个时候,吴孟超总是狠狠地瞪他一眼:“你多什么嘴?”

    “一个人得了肝癌,整个家庭往往都垮了。跟病人多说句话,跟他握握手,就能给他和全家人信心。”吴孟超说。

    一个日日目睹生命苦难的人,胸怀一定是博大的。否则,他的心怎能盛得下那么多孤注一掷的托付?

    冬天查房,吴孟超会叮嘱学生,先把听诊器焐热了。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,他都帮他们把衣服拉好、把腰带系好,弯下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。每个大年初一早上9点,他会准时出现在病房,双手握住病人的手,一个不落地向每个在这里住院的人道一声:“新年好!”

    历经岁月积淀,大医之风成就无数传奇与传说。
 
    医院门口,常有人见到吴孟超就扑通一声跪下,递上带来的CT片。年近九旬的吴孟超就那么在太阳底下站着,一看就是半个小时,然后朗声道:“还有救,来住院吧!”

    对方无不欣喜若狂,泪流满面!

    在很多被病魔折磨的人们心里,吴孟超是神仙,他那双金手轻轻一动,就能让人起死回生。

    吴孟超当然不是神仙。怎样才能治病救人?他说,一要爱病人,二要有技术,三要踏实地工作。

    对工作的要求,吴孟超近乎完美。

    集体会诊,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开刀。吴孟超会一个个询问,你们都说开刀,麻醉选择什么?器官插管准备好了没?肚子开了拉不上怎么办?他要求大家像放电影般一步步预想手术过程,想好了,才能确定做不做、怎么做。

    即使手术方案已经无误,手术前一天,吴孟超还会与B超室医生一起再次进行病灶确认。晚上躺在床上,他会拿着B超图设想手术部位的三维画面。第二天进了手术室,还要再读一次片。

    将军不打无准备之仗,吴孟超不做没把握的手术。

    按理说,像吴孟超这样的大师,是不需要全程手术的。助手们把准备工作完成了,病人的腹部打开了,他再来也不迟。

    但,吴孟超往往会比所有人提前20分钟到达。洗手,规定时间3分钟,他要洗上5分钟,还管别人——“你怎么这么快就洗完了?”肿瘤切除了,他还不走,坐下看学生们缝合——“你怎么选那么粗的线?间距是不是太大了?”

  对于收红包、拿药品回扣的事,吴孟超深恶痛绝。他给自己的医生们定了不少规矩: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诊断清楚,决不让他们做第二次检查;能用普通消炎药,决不用高档抗生素;手术缝合尽量手工——吻合器要好几千块,手缝虽然多花20多分钟时间,不要钱……

    在这所医院,肝癌手术所有费用不过2万元左右,远远低于国外和国内大多数医院。一位卖了房产来求医的病人接到账单时感慨:“没想到大上海会有这么低的收费!”

    “我们要用技术对病人负责,为病人省钱。”这是吴孟超从医一生的习惯。经营医院,怎能不考虑“创收”?面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,吴孟超的解决办法很简单——节约。

    纸张用正反两面,会议不提供一次性水杯和茶叶,晚上下班发现走廊的灯还亮着,吴孟超会从头到尾一个个关上……

    他说,医院是治病救人的,怎么能想着从病人身上捞钱?

    农民、工人、学生……吴孟超救治过的病人,很多成了他一生的朋友。

    蒋声和两次手术时隔33年,都是吴孟超主刀。医院大楼建成,吴孟超过生日,这位八旬老人都会从浙江赶来。

    5年前成功手术的女孩尚蕾蕾,结婚时给吴孟超寄来喜糖,生了孩子又送来红蛋。

    还有朱科娜,来到吴孟超身边当了一名护士。28年前,当她是一个出生仅4个月的婴孩时,正是吴爷爷冒着巨大风险为她切除了肝脏肿瘤。

    ——那次手术,又是一次震惊医学界的“世界之最”!

    “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,而是救治生命。”吴孟超说,“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,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义务。如果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,无数病人就可能在我们的犹豫中抱憾离世。”

    大爱无言。

 

国家使命

   “我们能不能把‘肝癌大国’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?”

    “我们建议,以‘两弹一星’和‘神舟六号’攻关精神和运行机制为榜样,组成打破部门界限、学科界限的肝癌攻关协作组……”

    2006年春天,吴孟超联合其他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报告。

    此时,他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,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医学家。

    站在人生辉煌的顶点上,吴孟超牵挂的是整个民族的未来。

    中国集中了占全世界半数左右的肝癌病人,每年有新发肝癌病例近40万。尽管我国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已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15%提到了今天的50%至60%,仅靠手术和各个单位的分散工作,发病率的下降和治愈率的提高仍然十分有限。

    报告引起重视。很快,卫生部将肝病研究纳入“十一五”重大传染病专项。2010年的最后一天,“国家肝癌科学中心”正式落户上海。吴孟超多年来设想的“集团会战”有了全国性的项目和平台,中国肝癌治疗的“航空母舰”即将起航。

    “我们能不能把‘肝癌大国’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?”从吴孟超发出第一声追问至今,已过去半个世纪。

    “吴老迈出的每一步,都紧扣时代脉搏,是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的里程碑。”第二军医大学政委陈锦华说。

    半个世纪前,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,正是从吴孟超和他的同事们手中艰难起步。

    世界第一例肝脏手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德国。到了20世纪50年初,中国的肝胆外科领域还是一片空白。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访华时断言,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日本的水平,至少也要二三十年!

在听到这句话的当晚,吴孟超向学校写报告,阐述向肝脏外科禁区进军的重要性与紧迫性。末了,写上16个大字——“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,奋发图强,勇攀高峰。”很快,他率领“三人小组”开始了肝脏外科的探索。

    1978年3月,全国科学大会召开。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吴孟超,欣喜地迎接着科学的春天。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,吴孟超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。他先后培养出的260多名硕士生、博士生,成为了我国肝胆外科的骨干。

    上个世纪90年代,在吴孟超的建议下,肝胆外科扩充为肝胆外科医院。又过了几年,这所医院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专科医院和研究所。这个世界一流、国内最大的“院所合一”肝胆基地,有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“东方”……

    “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,我们的科研没有理由不站到世界的最前沿!”这是一位卓越医生的大志,这是一位科学大家的眼光,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心系国家和民族的情怀!

    “开刀顶多是开一个、救一个,没有基础研究,我们就不能真正搞通导致肝癌的病因病理,更找不出彻底解决肝癌的办法。”吴孟超坚信,临床与基础研究是肿瘤诊治的两翼。

    “文革”结束,当人们都对“手术刀”充满向往时,他却鼓励一些学生转向基础研究。

    他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实验室。就是从那间逢下雨就变成一片汪洋的小平房里,走出了王红阳、郭亚军、从文铭、沈锋、钱其军等基础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。

    对于吴孟超这位严师,学生间流传着一个说法——被他“骂”得越多的学生越有出息,如果不挨“骂”,就说明你没有前途了。

    博士生杨田把自己将在国外杂志发表的文章校样交给老师审阅。此前已经看过这篇文章的吴孟超伸出食指点着字行,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,发现了一个问题——“这个逗号,应该改成分号。”

    杨田听了没作声。这算是哪门子的错误啊?

    吴孟超知道他的心思。“不能小看这多一点少一点。我们做手术,少一点,肿瘤就切不干净,多一点,可能弄破别的血管!”

    这个经常“骂”人的可爱老头,也有着慈父的一面。

  一次手术,李爱军一针下去,扎在了吴孟超的食指关节上,皮都揪掉了一块。没想到,吴孟超换掉手套再次上台后,不仅没有责备自己的学生,还反复叮嘱:“你们还年轻,以后千万要注意,别被扎着了……”

    “我的技术没有专利。”“衡量导师是否合格,最终的标准是学生能否超过自己。”吴孟超就是这样为一代代学生传道授业解惑。

   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学生们走向全国,走向世界。

   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是吴孟超送到国外深造的学生之一。1996年冬天,正在德国科学院工作的她接到吴孟超电话,说自己在德国出差,要来看看她。

   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,气温低至零下20多摄氏度。直到晚上10点多,吴孟超才赶到王红阳的住处。顾不上抖落身上的冰雪,顾不上喝口热水,老师从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病例交给她:“这是国内最新的典型病例,你可能用得上……”

    吴孟超盼着他们学成归国。在与学生们的通话中,他会一遍遍讲——“医院新楼已经盖好了,马上就要搬进去了!”“我们今年的门诊量和手术量翻倍啦!”“新的学科刚刚起步,你们大有可为!”

    一批批学子如约归来。多年前,吸引着吴孟超回到祖国的,同样是这激情似火的召唤。

    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英勇作战的事迹,成为马来西亚华侨们的热议话题。吴孟超和同学们把毕业聚餐的钱捐给延安的八路军总部,竟然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回信。

    初中毕业,18岁的吴孟超和6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。到达云南后,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封锁,他们一时去不了延安,只好留在昆明求学。

    发生在回国途中的一幕,吴孟超至今无法抹去。

   在越南西贡过海关时,验关的法国殖民者要求吴孟超一行在护照上按手印,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只需签字。

    “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名?我们会英文,会中文,会写自己的名字!”吴孟超质问验关员。

    “黄种人签什么字?你们是东亚病夫!”法国人吼道。

    吴孟超紧咬下唇,不让泪水流下来!为中华民族争气——这颗朴素的报国心,从此伴随他一生的选择:回国,从医,入党,参军……

    国外的朋友曾不止一次劝说,你这么大的名气,出来办医院,早就是大富翁了!

    吴孟超淡淡一笑,他志不在此。从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起,从目睹解放上海的大军露宿街头的那一刻起,他已为自己的忠诚、自己的挚爱找到了扎根一生的土壤。从1996年起,他就将个人积蓄和社会捐赠的资金设立基金,用于鼓励和表彰年轻的科研人员。目前,基金已发展为“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”,总额达到1500万元。

    1979年,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,吴孟超的发言,让世界肝胆外科界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的声音。今天,我国的肝病诊断准确率、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位居世界领先,中国人当之无愧地攀上了肝胆外科的峰巅!

    吴孟超不愿停下来。在他的蓝图里,5到10年间,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要提高到80%,30年到50年间,中国人要为全世界找到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。

    又一个春天悄然来临。55年前,同样是在这样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,吴孟超先后参军、入党。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”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,军旗党旗下发出的庄严誓言,与他从医时宣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起,在吴孟超的生命中刻下了最深的印记。

    正是这些铭记誓言的人们,筑成了一个国家前行的基石。